摘要：
长久以来，美国社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熔炉”，任何移民来到这片新大陆，都要接受美国价值观的洗礼，由此褪去原有的身份，成为美国人。 作者：维舟... 
长久以来，美国社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熔炉”，任何移民来到这片新大陆，都要接受美国价值观的洗礼，由此褪去原有的身份，成为美国人。
作者：维舟
封图：图虫创意
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有一点其实早已确定无疑：无论选出谁当总统，这场选战都体现出美国的分裂，并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分裂。
与其它国家不同，美国从建国之初就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靠的是所有人都认同自由、民主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这是一种“理念型民族主义”。特朗普之所以被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等人指责为“非美国”（un-American），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特朗普偏离乃至拒绝了那个信条的核心理念。苏联的解体也早就证明，依靠意识形态黏合的社会是脆弱的，因为一旦那个信念不再被普遍遵守，各组成单元就可能各行其是。
长久以来，美国社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大熔炉”，任何移民来到这片新大陆，都要接受美国价值观的洗礼，由此褪去原有的身份，成为美国人。早先的美国政治家一直对此相当警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00多年前曾指出：“毫无疑问能置这个国家于死地、使之绝无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继续维系下去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任它沦为诸多心存芥蒂的族群之间的角力场，或成为坚决保留本族特性的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法裔美国人、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缠斗所。”
问题是，近三四十年来，“大熔炉”似乎渐渐变成了“色拉钵”——虽然表面上仍涂抹了那么一层，但底下香蕉是香蕉，苹果是苹果，并没有融合为一。2004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撞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不同族群身份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大都市里，但彼此的生活方式、信念相去甚远，一个小小的碰撞就可能引发一连串始料未及的冲突。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之下，美国社会的黏合已逐渐弱化，倒是出现了“结构性裂变”。当政治共识瓦解，社会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对抗。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前些年因此忧心忡忡地发问：“除非追求相同目标，否则部落冲突早晚会使他们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黑暗的未来世纪，文明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将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当整个国家都陷入身份政治的泥潭时，“合众为一”又从何谈起？自由主义在冷战和反恐战争期间曾是让所有美国人联合起来捍卫的信念，而现在，受右翼影响的公众已经差不多将它蔑视为一种政治教条了，还有什么能让这个分裂的国家重新联合起来？
马克·里拉在《分裂的美国》中，开宗明义地将当下的困境归咎于身份政治。这一切的开端始于1980年，里根开创了一个更加个人主义化的美国形象，强调自力更生和最小政府，但问题的关键是自由派没能发展出一个美国共同命运的新政治愿景，反而投身于身份政治运动，“从而丧失了一种我们作为公民所共享的以及将我们团结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其结果，社会进一步碎片化，年轻人退回到自身，人们不仅没有动力去争取共同善，甚至越来越难以和不同身份立场的人沟通。
从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角度来说，身份政治可以说是倒退：本来，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是要让人抛弃那些特殊的地方认同和原基纽带，体认到共同的公民身份。像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之所以纷争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普遍将民族、教派等特殊身份认同凌驾于公民身份之上，只为了自身族群的利益行动，也绝不相信公共机构能一视同仁地对待自己；而瑞士的和平繁荣，正是因为“瑞士人”的认同高于民族、性别、地方、职业等这些特殊身份。
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后现代社会中拥抱身份政治的人自认是在“觉醒”，然而就社会整体而言，由此带来的后果却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前现代社会。日趋极端的个人主义不再关注公共生活和共同善，只聚焦于自身利益——“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变成了深刻的个人问题：鉴于我的身份，我的国家对我负有什么义务？”
既然如此，政治就变味了：它不再服务于所有人，而变成特殊群体试图竭力争取来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工具。到头来，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就变得越来越血腥并加剧对立，因为任何一方要在激烈的选举中获胜，就必须竭力动员自己这一方的支持者。可想而知，此时要耗费时间精力去说服、转变不同立场的人是极为困难的，反倒是极端立场还更能吸引那些最坚定的支持者，再加上网络舆论的极化放大效应，左右两边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弥合。
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里拉认为要应对特朗普这样“蛊惑民心的民粹主义政客”，不能仅仅靠朝反方向运动，发展出一套怨恨和分裂的话语来加入纷争，而必须摆脱身份政治的陷阱，成功地重新吸引美国人的目光，提供一个新的团结愿景，“因为民主政治意味着接触和说服不同于自己的人们”，不能只顾“我”，还要需要“我们”的团结意识，“没有‘我们’，自由主义就没有长远的未来”。
这些诚然说得都对，如果能做到当然再好不过，但问题在于，“公民身份”的愿景看上去是“往前走”，但实际上却是“往回走”，对公众来说，公民身份能满足情感和激情吗？这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正如马华灵在译后记中所说的，“公民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公民身份既抽象，又空洞，根本无法激起公众参与公民政治的热情。因此，公民身份非但无法团结广大公众，反而使广大公众罹患政治冷漠症”。身份政治倒是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但要从身份政治走向公民政治，那又谈何容易？
更进一步说，这种“为全国提供新愿景”的想法，意味着一个超党派的主张，但哪个党能实施这样的纲领？又为什么要这样做？毕竟在选举政治中，如果没能直接诉诸人们的情感打动他们，顾及到支持者的特殊利益诉求，那么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非但没能争取到所有人，反而连自己人的支持都可能失去。现实是：两党都只能代表特殊利益，与其指望谁能重塑政治愿景，不如健全一个双方博弈的政治框架。
当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败选之后，已有太多人都归咎于身份政治，反思当然有必要，但下一步会走向“文化多元，政治整合”吗？似乎没人敢这么乐观，相反，压倒性的声音都忧虑美国社会是否会更进一步走向分裂、对立。这场文化内战在短期内无法终结，因为社会共识一旦破裂之后，价值观的重塑只有等新一代人占据主导之后才能形成新的主流。
反过来说，身份政治固然重要，但它真的是美国大选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吗？似乎也不见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竞选时有句名言：“笨蛋，问题在经济！”今年看来也不例外：在关键州，相信美国经济好或很好的那31%，有91%都投给了蓝营；然而，相信美国经济不太好或很糟的那68%人口，70%都选了特朗普。这比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差异都更明显，意味着促使这些地方的选民决定“换人做做看”的真正动力，其实是饱受通胀之苦的普通人认为民主党在过去4年里没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必须看到，特朗普的崛起，固然是里根式个人主义的延续和变异，但他两度胜选，其实都是因为利用了全球化受挫之后美国社会对经济下行和不平等加剧的不满。在此，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当人们的生活受到经济的直接影响时，难免会转化为一种政治愤恨——虽然那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可能更为愤怒，但那却并不只是单纯的身份政治，此时仅仅谈论“公民身份”恐怕无法回应他们最迫切的诉求。
这是很现实的政治问题：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符合自己特定利益的身份认同，更重要的前提是把经济搞好。当整体经济蒸蒸日上时，哪怕是分配利益也不至于吃相难看，但当经济下行时，还指望人们能超越自身的利益去照顾到其他人，那固然高尚，实践起来不免强人所难。说到底，在这个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